2014年6月21日，传来余英时先生获得“唐奖”的消息，这是台湾商人尹衍梁资助设立的科学奖，单项奖金约合一千多万人民币，成为目前全球最高的学术奖，唐奖有四个奖项，余英时先生获得的是其中的汉学奖。台湾学者李奭学的这篇文章，相信可以增进读者对余先生生平与学术贡献的了解。——编者

华人世界的政治发展，余教授遥兮心系，学院派的“学者”一称恐怕再难描述其人，中国传统以天下为己任的“士”，才是形容他的最佳词汇。余国藩教授在克鲁格奖的推荐书上即盛赞道：“余英时教授就是他笔下的中国‘士’的典型，一生的研究与经历都在反映这一点。”

余教授相信，整体而言，中国的价值系统经得住现代化——甚至是后现代情境——的考验。中国人所应致力者，是赓续发掘本身已有的精神资源，“更新自己既成的价值系统”，庶几就不会在变局中迷失自己，甚而可以贡献一己，为万世开太平。

童騃岁月

1930年，余英时教授出生于天津市，本贯为安徽省潜山县官庄乡金城村。父协中公（1898-1983）尝留学美国，入哈佛大学，然未及毕业即返国任教上庠，并担任国府军政要职，旅行用品。1937年10月之前，除了天津外，余教授曾随父亲住过北平、南京、开封和安庆诸城。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，余父为避战祸，令余教授随伯父回到群山环绕的官庄祖居，一住八九年。

官庄只有传统私塾，余教授上过三四年，从《三字经》和《百家姓》读起，其后，也听讲《左传》和《战国策》等书，开始与闻中国史籍。不过多年后，余教授回忆起这段童騃岁月，道是读来最感兴味盎然的乃中国古典小说。他从《罗通扫北》读起，继之以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荡寇志》、《西游记》与《封神演义》等书，而且相信小说对他的“帮助比经、史、古文还要大”，终而使他“能掌握中国文字的规则”。余教授的中文造诣，因此始于文言文，包括稍长读到的鸳鸯蝴蝶派小说。私塾的先生，甚至帮余教授打下古典诗的写作基础。

中学适龄之时，余英时教授离开故里官庄，赴潜山邻县舒城和桐城继续学业。桐城系近世桐城派古文的发源地，余教授只受了一点算术和英文教育，时间几乎都用在课读中国古典，而且兴趣盎然。抗战胜利前后，余教授入高中，遂努力补足前此他几未受过的现代教育，而且考进父亲创办的东北中正大学历史系。国共内战期间，余教授回到北平，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，“深入思考有关民主、自由、个人独立种种问题”，同时阅读梁启超、周作人和胡适等人的著作。他虽同情马克思的批判精神，却和阶级斗争论格格不入，思想走上了“温和的西化派”，影响深及尔后的学术发展。余教授系家中长子，国府仓惶辞庙之际，奉父命留守上海家中。同年秋，他北上考进协中公卒业的燕京大学历史系，攻读中西史学。

亲炙钱穆

1949年底，协中公夫妇由台湾移居香港，隔年元月，余教授赴港和家人团聚，自此离开中国，变成“海外的流浪者”。其时钱穆（1895-1990）和朋友在港草创新亚书院，2月，余教授在协中公带领下经钱氏亲自考试，进入新亚就读。前此余教授已读过钱穆名作《国史大纲》与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推崇备至，如今得以亲炙其人，遂开始多年温笃的师生之情，常以《国史大纲》小叩大鸣，进而专攻汉魏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史，如是者五年。

1952年夏，余教授自新亚毕业，在香港小学任教两年。其间，余教授亦常叩门，私下向钱穆请益。钱穆移居台湾后，余教授每有来台的机会，亦必躬诣外双溪素书楼，闻问受教，一时传为杏坛佳话。钱穆本人是近代新儒家的典型，但他和别出儒如张君劢（188-1969）、唐君毅（1909-1978）等人有所不同，绝不以门户匡限自己，反而承袭了“北宋以来综汇经、史、文学的儒学传统”，尤宗朱熹。钱穆的身教与主张，日后对余教授有绝大之影响，终身几不以欧陆哲学家的语言讨论儒学。

求学哈佛

钱穆之外，余英时教授的另一师承是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。

1955年春，余教授以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的身份抵哈佛大学，嗣因得遇杨联陞教授，乃入历史系侧身门下，正式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。在学问上，杨联陞教授主张“训诂治史”，其次是从食货志出发，致力于经济史的研究。余教授在两方面都深受影响，“训诂治史”实近观念史的研究，从文化中的关键词汇审视史嬗。余英时教授罕做类似题目，但“训诂治史”本身走的就是思想史的取向，是以余教授初读柯灵乌（R. G. Collingwood， 1889-1943），旋即为之折服，颇服膺“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”，等于为日后的学思生涯觅得重心，也为他的博士论文《东汉生死观》（“Views of Life and Death in Later Han，”1962）打下深厚的基础，终于完成协中公未竟的博士学位。

杨联陞在食货志上的研究，最后形成余教授首部出版的英文专书《汉代贸易与扩张：汉胡经济关系的研究》（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：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-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， 1967），讨论河西走廊一带的丝路贸易。两者的结合，显然是晚出的《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》（1987）。

哈佛大学毕业后，余教授先赴密西根大学执教，1966年，再回哈佛任职，此后则因其英文专著出版，开始在美国学界崭露头角，也因其中文著作而使阅众大增，影响遍及东西两洋的华人地区，甚至促使欧美语言的世界，也不能不广为参考。

　衡文论史

尚在新亚就读之际，余英时教授即开始在香港报刊上为文，臧否时事，月旦人物，尤其关心政治演变，香港时期刊行过《民主制度的发展》（1953）等书。到美国求学后，著述益伙，即使不计学报论文与报刊专文，他的中文著作为数也在五十种以上，而且每有所出，学界争相传诵。1974年，余教授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，隔年向哈佛请假重返香港，任母校新亚书院校长，而后因新亚并入刚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，遂转任中大副校长。1977年因张光直教授力荐，耶鲁大学聘余教授为历史系讲座教授。

在哈佛教书近11年，除了上述英语专书外，余教授最为人知的著作应为《方以智晚节考》（1972）、《论戴震与章学诚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》（1976）与《历史与思想》（1976）三书。后者影响力遍及历史与其他学界，出版以来，年年再刷，二版且于今春刚刚面世。《方以智晚节考》则从新材料与个人精神世界考得方以智（1611-1671）最后自沉惶恐滩，以死节殉明的故史，透露出明末知识人物的道德意识与价值观念。余教授阐幽抉微，考论缜密周延，而方氏隐语系统的破解，更为一功。书中显示的考证之法，突破过去学界窠臼，是今人考证的典范，迄今尤为史家称颂不已。

余英时教授的论文，时而发表在一般报刊之上，《历史与思想》中收录的《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》，1975年便在香港《明报月刊》和台北《联合报》副刊上同时发表，读者益增，包括社会中人，余教授的影响力已不可小觑。其时大陆“文革”未歇，而台湾尚处威权时代，余教授此文一针见血，指出统治阶层历来多有反智倾向，在时局上撼动了尤属台湾的学界，引起不少读者共鸣。余教授身为史家的道德勇气，表现无遗，而中文学界也看到一颗史学新星霍地崛起。

1976年补写完成的《“君尊臣卑”下的君权与相权》和《唐、宋、明三帝老子注中的治术发微》诸文，又深入中国政治史深处，同为《历史与思想》中的名篇，学界无不推崇，而余教授一代良史的地位自此奠定。至于《论戴震与章学诚》一书，对清代中叶的学术世界，更有不同于以往的看法，余教授从戴震（1724-1777）与章学诚（1738-1801）新出的论著推敲，以为此刻学者并非专事文字训诂而已，所谓“乾嘉之学”实含大量的思想与知识论述，“寓思于学”。

在哈佛任教的岁月，余英时教授也把学问触角伸至文学，显现他承袭自钱穆的博学胸怀。明清小说与民间文化的密切关系，他自小体认，未曾忘怀，曾就此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为柳存仁的《和风堂新文集》撰写长序。余教授攸关中国旧小说的评论，尤以《红楼梦》的研究最为人知。1978年的《红楼梦的两个世界》一面从学术史的角度分析近世红学的发展，一面则提出小说中明显可见有大观园与大观园以外的两个“乌托邦世界”和“现实的世界”之见，由此再形成二元对立的小说结构，例如“清”与“浊”、“情”与“淫”、“真”与“假”，以及风月宝鉴的正反两面的世界建构等。余教授认为掌握了此一叙述线脉，“我们就等于抓住了”曹雪芹的“创作企图”及其“中心意义”。余教授之见过去学界并非乏人注意，但他的析论却是历来最精，最详，而且洞见频仍，因使《红楼梦》的研究界广泛引为知己，而由此派生的红学论述乃一一问世。史家余英时，当然身兼红学大师。衡诸钱穆的浸染，余教授此一尊衔，其来有自。

评述近代学人

《红楼梦的两个世界》的主文，写于哈佛时期，然而成书，却已迟至余英时教授身在耶鲁的十年岁月（1978-1987），而这也是他一生最为多产的时期。这段期间内，余教授还曾应美国政府要求，以团长身份带领美国汉学家访问中国，由北京、洛阳而至成都等地考察。此外，他则全神贯注在学问上，一面补充方以智的研究，一面展开中国近代学人的评述，再则又伸出第三只手，对古代中国循吏与商人文化也同表兴趣，而积学日久，触角遂又转向朱熹，以英文撰文研究之，并且成为撰写《剑桥中国史》有关汉代与外夷关系的专章的不二人选。

近代学人的评述，余教授早在学生时代即有所论，《陈寅恪先生论〈再生缘〉读后》（1958）草成，其后便是耶鲁时期继之的《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》（1984）。余教授以史家的情感，文学批评家的洞察力，考释陈寅恪（1890-1969）借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己胸中块垒的前人诗文与传记的研究，又从陈氏诗中窥知他的兴亡遗恨与时局针砭，句句俱见血泪。研究陈寅恪，未有如余教授之眼力者。胡适（1891-1962）同为史学前辈，《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》由序文转成，刚好也问世于有关陈寅恪的专著付梓那一年。全书篇幅虽短，但从思想入手研究胡适，认为他“不但冲激了”当时“中国的上层文化，而且也触动了通俗文化”，允为的论。进入21世纪，此文又结合余教授其他有关胡适的另著，由中央研究院与联经出版公司刊行了《重寻胡适历程：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》（2004）。顾颉刚（1893-1980）的日记在近年出版，余教授旋即亦据之撰序，居然又得《未尽的才情：从〈顾颉刚日记〉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》（2007）一书，道尽出五四以还，顾氏和傅斯年（1896-1950）之间近似瑜亮的情结，乃学界过去罕察者。

　呼唤“更新价值系统”

耶鲁时期刊行的《史学与传统》（1982），收录了不少关于古人与今人较短的研究，而余教授虽强调历史研究所重者乃时间性，不过他不认为历史一成不变，中国也没有不变的道统、学统或政统。中国民主制度所以不彰，原因便在帝制虽亡，掌权者的思维却没变化，“变相的皇权”仍然存在，真正的现代化就不易实现。余教授此时的另一巨著是《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》（1987）。此书深受韦伯的启发，从儒释道的世俗化出发，长篇论证明清两代商人所受之影响，从而提出此刻中国商人已有自己的意识形态。他们纵难“立言”，也希望“立德”与“立功”，再非前代默而无声的一群人。余教授黾勉以赴，所撰不在韦伯的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》之下。 （来源：凤凰网）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潜山县官庄镇余英时故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