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月20日，台北唐奖基金会评出首届汉学奖得主，潜山籍史学泰斗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余英时获此奖项。今年84岁的余英时，7岁至16岁在潜山官庄老家度过了9年时光，至今其故居仍保存完好，目前已修缮一新。

　　相对于诺贝尔奖侧重发现，唐奖则注重应用，单项奖金约合1000多万人民币，是目前全球最高的学术类奖金。余英时1950年自大陆到香港，师从国学大师钱穆，6年后赴美哈佛大学读博。他学贯中西，博古通今，善于通过比较文化史凸显中国文化特色，1974年获聘台中研院院士，2006年获颁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。余英时著述甚丰，一甲子来出版中英文著作逾60本、论文400多篇，其最早学术著作是用英文写成，后感于英文著作会让东方读者受限，改用中文撰述，各国汉学家也因此须熟谙中文才能阅读其著作。

　　唐奖公布的余英时获奖理由是，“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，深入研究中国历史、思想、政治与文化……开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，论述宏阔、见解深刻，学界久尊为海内外治中国思想、文化史之泰斗……”获奖后，许多国内媒体电话采访余先生，都说他有一口浓浓的安庆乡音。余先生说：“我生在大陆长在大陆，在潜山老家生活过9年，给我很深的生活烙印，所以到现在我还会讲安徽话，电子打标。”

　　余英时曾在《我走过的路》一文中，讲述了在官庄故乡的这段经历：“我是1930年在天津出生的，从出生到1937年冬天，我住过北平、南京、开封、安庆等城市，但是时间都很短，记忆也很零碎。1937年7月7日，抗日战争开始，我的生活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这一年的初冬，大概是10月左右，我回到了祖先居住的故乡官庄。这是我童年记忆的开始，今天回想起来，好像还是昨天的事一样。”

　　余英时离开安庆时，已开始上小学。但官庄没有现代学校，他的现代教育因此便中断了。在最初五六年，仅断断续续上过三四年私塾，这是纯传统教学，由一位教师带着十几个年岁不同的学生读书。因为程度不同，所读的书也不同。年纪大的可以读《古文观止》、四书五经之类，年纪小而刚启蒙的则读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。他开始属启蒙一组，但后来得到许可，也旁听一些历史故事讲解，包括《左传》《战国策》等。总之，早年教育只限于中国古书，一切现代课程都没接触。但真正引起余英时读书兴趣的不是古文，而是小说。大概在十岁以前，他偶在家中找到一部残破的《罗通扫北》，读得津津有味，虽然小说中有许多字不认识，但读下去便慢慢猜出意义。从此发展下去，他读遍了乡间能找到的古典小说。小说对余英时的帮助比经、史、古文还要大，使他终于掌握了汉字规则。

　　余英时早年学写作从文言开始，私塾老师不会写白话文，也不喜欢。十一二岁时，有一天私塾老师忽然教写古典诗，原来那时老师正在和一位年轻寡妇谈恋爱，浪漫情怀使老师诗兴大发。余英时至今记得老师写的两句诗：“春花似有怜才意，故傍书台绽笑腮。”表面说花，真正意思是指少妇偶尔来到私塾门前向自己微笑。余英时便是这样学会写诗的。

　　在另一文中，余英时这样回忆故乡：官庄是穷乡僻壤，小时候从安庆出发坐轿子要三四天才能到那里，没有电灯，也没有自来水，是一个完全传统的中国农村。那时乡下基本上就是一个自治社会，农民是永佃，如果收成不好交的租少，地主也拿他没办法，永远也不能赶他走。乡里的人互相都是亲戚、朋友，沾亲带故的，靠家族族规维系，没有现在这样的警察、武力。由于人情关系，大家互不欺骗，互不欺负，很和谐、有人情味。“我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了解全靠那几年，比起许多在城市里长大的同代学者，这是我的优势。”

　　1978年，余英时曾带领美国一个学术团体访问中国，之后就再也没有踏上故土。前两年他还表示，想回故乡官庄去看看。普林斯顿郊外，一片茂密的森林，距离余家最近的房子有一百多米，驱车到市区需要穿越一条长达十分钟车程的林中路。获奖后的余英时没什么改变，他与太太依然过着宁静致远的生活。  储北平   （来源：潜山新闻网）